王钰涵、柯阳友：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作者简介：王钰涵，男，河南洛阳人，河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诉讼法学；柯阳友，男，河南光山人，法学博士，河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坤舆优秀学者，研究方向: 民事诉讼法、证据法。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事件备受社会关注，相关联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受到新型数字技术的加持，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制约了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持续推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维护人民福祉。基于强烈的社会现实需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在网络诈骗相关犯罪越来越国际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社会现实下，不断强化的刑事制裁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潜在犯罪，退赃退赔弥补了受害人的部分损失，却难以完全覆盖不特定多数受害者的全部损失，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为了进一步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确保不特定多数受害者的损失能够得到救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47 条规定了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使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成为单行法中一个新的公益诉讼领域。

在司法实践中，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成为全链条打击、一体化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系统性、协调性司法治理的重要制度，是对刑事处罚的衔接与补充。然而，由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与相近的检察公益诉讼领域界限具有交叉与模糊的可能，其诉讼程序与其他刑事司法程序亦存在难以缓和的冲突，且尚未形成统一的司法经验。因此，本文针对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展开分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痛点与难题，力求实现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的现实价值。

一、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阐释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47 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履行反电信网络诈骗职责中，对于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具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功能。检察公益诉讼通常具有保护受损害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制约公权力或督促政府依法及时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以及对社会公众起到法制宣传与教育的作用。在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下，检察公益诉讼更有强化源头预防、弥补刑事不足、助力协同治理的特殊优势。

(一) 强化源头预防电信诈骗

近年来全国刑事案件数量已经呈现持续下降状态，但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量仍居高不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主要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也是最主要的诈骗案件类型。刷单返利类诈骗是案件数量最多且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诈骗类型，而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中经济损失金额最大的诈骗类型。针对各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了“云剑”“长城”“断卡”“断流”“拔钉”等多个专项行动，对于上下游犯罪与黑灰产业进一步加强了管控与规制，有力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但是刑事制裁具有滞后性，公民的人身财产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追赃挽回损失(以下简称追赃挽损) 仍较困难。而且随着新型技术的不断迭代，规模成熟且体系精密的犯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专业洗钱团队不断扩大，这使大量的违法行为难以被现有刑法规范所涵盖，造成了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屡禁不止。近年来，预防性公益诉讼逐渐受到重视，如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得到司法实践支持，突破了“无损害无救济”的传统司法理念。刑事制裁的滞后性不能阻止损失的发生，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可以从源头遏止诈骗行为，可以缓解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不足的现状。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司法效果，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各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的司法协作，明晰各主体对于反诈防诈的职责，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工作，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加犯罪团伙的诈骗成本与难度，进一步遏制诈骗的发生。

(二) 弥补刑事退赔的不足

电信网络诈骗不仅可能造成企业等民事主体较大金额的财产损失，更易导致普通公民个人的全部财产损失，从而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受害人在私益诉讼中，不仅无法掌握关键的证据，更难以认定诈骗人的真实身份，加之受害人存在恐讼心理或是损失较少等因素，提起私益诉讼的意愿并不强烈，因而私益诉讼难以完全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诈骗数额巨大或达到发送 5000 条短信、拨打 500 次电话以上等严重情节则达到诈骗罪(未遂) 认定标准，此时属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更加注重打击犯罪行为，受害人的参与度不高，公权力的利益衡平可能对于个体权益有一定的牺牲。而且电信网络诈骗对于法益的侵害也从单纯的财产权益侵犯转向多重法益侵害，对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网络信息安全、司法秩序等法益的侵害不断加大。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盈利性，仅通过刑事处罚的追缴或退赃退赔等方式开展，依据“赌徒”心理，可能仍有心存侥幸的诈骗人铤而走险。为了避免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不仅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还可以探索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形成巨大的司法震慑力，从公共利益角度加大诈骗人违法成本。

(三) 有利于开展协同治理

近年来立法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单行法相继颁布。电信、金融、互联网等相近领域的司法治理天然存在一定的互通性与交叉性，因此电信网络诈骗涉及大量与行政机关或金融机构有关的职责，不仅包含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多个职能部门的主体责任，也包含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多个行业机构的风险防控责任，还包含教育、民政等部门的宣传教育责任。单凭刑事诉讼无法实现与上述相关联部门或机构的有机联动，刑事审判的“独角戏”难以解决反电信网络诈骗的社会侵害性。尤其追赃挽损在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中一直属于重点疑难问题，也是案件办理的最后一环，即使犯罪人已经被抓捕归案，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但是其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的资金难以悉数追回，追赃挽损的数据不容乐观。公益诉讼可以加大与行政执法的综合治理，有利于推动行刑衔接，更能周延地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益。行政公益诉讼可以请求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发挥行政职责的高效性，多角度加大反诈防诈力度，将资金损失尽可能遏制在前端，还可以推动建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同治理模式，如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即开展了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机制，检察机关一方面加强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另一方面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可以改变单一刑事制裁格局，采取更具主动性的全链条、多维度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确保国家财产安全与公民财产安全。

二、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困境

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已然成为公益诉讼的新兴领域，具有弥补刑事规制不足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在实践层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发布 2 个涉及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均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例，使得现阶段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参考对象不足、应用效果有限，且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界限模糊致使案件数量整体偏少，主要集中在受害人损失较小的案件中，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司法经验。

笔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以“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20 年至 2024 年间相关案例数量只有 45 件，司法案例数量较少。《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在该法施行前，实际上属于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范围的案件均作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办理，共统计出 7 件实质上属于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的案件。在该法施行后，实质上属于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案件共统计出 13 件。其中 17 件民事公益诉讼均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犯罪结合紧密，涉及罪名包括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相关联犯罪以电信网络诈骗上游犯罪为主，其犯罪形式多表现为帮助电信诈骗团伙实施诈骗行为提供技术支持或个人信息，在这些案件中行为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非独立存在，而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行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因而受到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规制。3 件行政公益诉讼涉及的行政主体包括通信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且强调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与共享的力度，行政公益诉讼可督促行政部门及时有效地执法，实现全链条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予以参照。但是应当看到，现实中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司法案例较少，民事公益诉讼完全依赖于刑事案件，行政公益诉讼发挥的作用较为局限，未能实现独当一面的作用，形成了以下困境。

(一) 案件范围难以界定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以刑事诉讼为依托，单独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也以刑事诉讼的审判结果为重要参考，因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认定将直接影响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的实现。上述司法案例中，有案件刑事一审时被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提起附带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而二审改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有案件同时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诈骗等犯罪，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与领域被模糊处理，均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难以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类型案例均对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侵害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论证不足，受损的表述模糊笼统，未能深入分析具体的侵害对象，致使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难以把握，侵害的法益以何为主尚不明晰。电信网络诈骗以财产损失为主，而涉案财产通过网络技术手段的转移，很有可能已经被“洗白”或是无法追踪，或是已经被非法转移至境外，此时个体利益的损失可能已经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损失，仅从财产损失角度来认定案件，国家利益的损害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可能出现杂糅。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权益受到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表面上类似于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更为复杂，涉及政府、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等主体职责，不同产业链条犯罪中，不同犯罪类型侵害的法益并不相同，均有可能出现对于国家侵害的指向或对社会侵害的指向，因此从全方位、多角度认定损害法益的类型对于检察公益诉讼至关重要。

(二) 电子数据作为主要证据类型难以获取与认定

电信网络诈骗的远程与非接触性不利于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调查搜集与审查判断，且大量的证据类型属于电子数据，电子数据易灭失与较难获取的特点成为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最大难题。司法实践中，多数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案件均以小型简易电信诈骗手段为主，如采取冒充客服、面试官等电诈手段，且诈骗人获利金额较小，有的案件可以完全退赔受害人并以调解结案，因而电子数据证据较少，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较为容易。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的猖獗态势仍以大型诈骗团伙作案为主，且逐渐转移至境外，电子数据证据数量极大且容易伴随网络技术毁损灭失，如 2024 年 12月 30 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主案 39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该案历经一年多的艰难取证，最终电子数据证据超过 50TB。为了规避公安部推出的预警劝阻咨询电话 96110 专线、12381 反诈骗预警短信系统、国家反诈中心 APP，或是金融机构发送的专属验证码，又或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弹窗提醒等防诈与反诈方式，诈骗人通常会采用 GOIP 技术设备实现人与移动电话网络分离，或是使用技术更为先进、隐蔽性更强的“云控”系统控制更多设备，以及可以利用动态二维码技术覆盖正规 APP 的下载二维码，实现最大限度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同时进行诈骗，诈骗成功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涉及大量的电子数据证据，其获取还需要不同国家相关机构的协助，因此很难被获取与认定。

(三) 民事赔偿责任提出较少

受传统刑事诉讼“重刑事追诉，轻财产处置”的司法理念，刑事侦查人员办案重心往往聚焦在定罪量刑上，一般仅处置归案人员的赃款赃物，容易忽视追缴逃匿人员诈骗的资金，归案人员的违法所得并不能完全覆盖全部的诈骗数额，仅通过刑事手段难以完全弥补受害人损失。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的是公共利益，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我国当下不向特定受害人赔偿，受害人需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达成损害填补。而司法实践中，反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民事责任较为单一，几乎全部以赔礼道歉为主，弥补受害人的方式仅能通过刑事犯罪人的退赃退赔、追缴返还等方式实现。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作用几乎没有得到体现，不仅难以使得受害人获得充足的弥补，也不能实现以双重的惩罚力度震慑犯罪人的效果。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或不属于刑法规范管辖的电信网络诈骗违法行为，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其纳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同样忽略了不特定多数人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其一方面是由于违法行为的性质介于个人信息侵害与电信网络诈骗的模糊地带，另一方面是由于电信网络诈骗侵犯社会公民财产的金额难以认定，为了起诉方便，及时维护受损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得已而采取的现实做法。

必须明确，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责任不能被刑事赔偿责任所替代，民事公益诉讼的赔偿责任有特殊性与独立性。电信网络诈骗刑事诉讼的追赃挽损工作当前仍比较困难，即使犯罪分子已经被抓捕归案并受到刑事制裁，但是诈骗资金却难以悉数返还，一方面是由于诈骗资金的动态流转，导致诈骗资金难以追踪或已经洗白无法追回，另一方面是部分境外逃匿人员的违法所得难以追缴，因此刑事处罚仅制裁了诈骗人的犯罪行为，而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没有及时、最大限度得到挽回。

(四) 行政主体职责差异较大且尚未实现协同效应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特殊性，仅能由检察机关所提起，诉讼请求是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职责。反电信网络诈骗行政公益诉讼中较为淡化群体性公共利益受损金额的认定，但是电信网络诈骗涉及的行政部门众多，不同行政部门的权利与义务并不相同，判断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同样具有复杂性。发生电信网络诈骗事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上中下不同诈骗阶段，可能多个行政部门都未依法履行相应职责，司法实践中的行政公益诉讼未能达到促进发挥行政部门协同效应的效果。

前述案例中，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差异较大，由电信网络诈骗及其相关联犯罪衍生出多种诈骗形式，不仅涉及不同行政部门的执法工作，而且涉及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的工作职责。如因招聘网站未严格审查用人单位资质，违法行为人不仅可以随意查看求职者的个人信息，还可以发布大量虚假招聘信息，实质上为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招聘网站平台、网信办、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均具有主体职责，但是三者的防诈反诈职责不在同一维度，难以为一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兼顾。又如违法行为人利用“空壳公司”的营业执照批量申请固话业务，进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该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涉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通信管理部门的执法工作，但是两个行政部门的级别不同，通信管理部门为省级单位，一般地级市仅有派出机构，在同一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分别向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行政主体制发审前检察建议，程序标准不明确，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三、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的困境反思

(一)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确定的主要因素

1． 涉及刑事罪名众多

数字化变革时代的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由单一的诈骗犯罪不断地向综合性的全产业链条犯罪转变，上下游行为均会衍生出关联犯罪，一方面相关犯罪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糅合勾连，难以认定此罪与彼罪，另一方面黑灰产业核心链条不断延长，不断突破空间限制与层级限制，犯罪竞合情形众多，都对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的适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检察公益诉讼涉及的刑事犯罪范围不明的最主要原因是电信网络诈骗不是一个特定或固定罪名，而是多种类型犯罪的集合统称，当前司法实践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涉及 16 个罪名，犯罪竞合情形众多。随着诈骗手法的更新与技术手段的进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包含的罪名会逐渐增加，因而导致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与适用的不确定性。检察公益诉讼的提起并非要求每个案件中司法机关直接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罪名认定准确，而是需要从公益诉讼自身角度明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范围，一旦超出了范围，则不属于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领域，即不能适用公益诉讼。反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罪名息息相关，纵使检察公益诉讼与刑事诉讼的案件材料移交属于检察机关内部协调事宜，但是公益诉讼针对的相关犯罪活动必须得到理论上的明确界定，否则会导致检察公益诉讼的泛化与虚化，不仅不利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更会影响检察公益诉讼未来的精细化发展。现阶段，应直接从正面规定部分刑事犯罪得以适用检察公益诉讼，从而及时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2．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论证不足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47 条检察公益诉讼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侵害的法益类型包含了国家利益的侵害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不仅需要对可适用公益诉讼的刑事犯罪类型进行界定，还需要明确电信网络诈骗中损害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真正指向，才能保证在众多的相关联案件中准确把握公益诉讼适用的空间。

公益诉讼的适用前提是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包含了不特定多数人群体的共同利益，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人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这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但是若诈骗行为被认定为合同诈骗或信用卡诈骗，则受侵害主体是特定群体，并非不特定群体，此时难以认定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则公益诉讼并无适用空间。不同相关联犯罪侵害的法益有所区别，在实践中应当准确论证与分析，以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公益诉讼的独立地位。

在冒充公检法或政府机关类诈骗中，诈骗人经常会冒充相应的公务人员通过电信技术手段联系受害人，虚构受害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用，或编造受害人涉嫌非法洗钱等涉及个人信息等话题，要求受害人进行资金验证或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资金核查等，从而实施诈骗行为。这种诈骗类型往往成功率较高，不仅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益，还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权威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根据《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此类电信网络诈骗达到相应刑事犯罪数额时应酌情从重处罚，还有可能构成招摇撞骗罪等刑事犯罪。可以看出，这类电信网络诈骗极有可能使公民对国家公信力产生不安定的心理，且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因此，冒充公检法或政府机关类诈骗可能侵害的法益包含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在盲发快递型诈骗中，受害人自身并未网购商品，但是诈骗人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通过互联网渠道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以货到付款的形式发送快递，而快递货物基本以无法使用的残次品、假冒伪劣品或价值极低的物品为主，受害人误以为是自身购买的商品从而付款。这种诈骗模式的案件性质与诈骗金额具有特殊性，诈骗人利用了信息技术获取具有网络购物习惯人群的个人信息，将购买习惯同一的人群进行分组，对同组人群制定诈骗模式，利用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盲发快递，开展大量的小额电信网络诈骗，有的受害人可能拒收或因为金额较小未申报损失，无法准确统计全部的受害人。因此这种诈骗形式重点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财产损失，且涉案金额可能无法达到刑事犯罪标准，可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对诈骗人进行规制。

(二) 电子数据证据调查搜集与审查判断规则难以适应新形势

2016 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21 年《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2021 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等法律规范均对电子数据的调查收集与审查判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法律的稳定性使其难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型电信网络技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对于证据的调查与搜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且越来越多的电子证据涉及跨境或涉外的问题，电子数据的搜集与移交更加复杂与困难。专业诈骗团伙的手段与环节隐蔽而复杂，如多层转账流转方式，诈骗人利用复杂的转账网络短时间内迅速将大量资金分别转入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二级账户，这些二级账户异常分散，通常跨省、跨境，不断地将大额资金动态拆分成若干小额资金，使得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难以察觉与追踪。如虚拟货币流转方式，虚拟货币交易的便利性与匿名性，能够自由且迅速地兑换集中性的大量诈骗资金，兑换成比特币、以太坊、泰达币等虚拟货币。这些虚拟货币在境外多个国家不受传统金融的限制与监管，可以快速地在不同平台进行多次转移。在洗钱团伙不断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下，诈骗人将大量诈骗资金直接交由专业的洗钱团伙操作，其成熟的运作模式可利用看似合法的商业活动来掩盖资金的性质，不仅可以通过虚假进出口贸易等传统方式将资金混入正常贸易交易，还可以利用“跑分”等新业态发展“跑分代付”，或是利用虚拟充值或兑换的名义实现非法跨境汇兑。这些手段都涉及大量电子数据，难以获取与认定。

一方面，电子数据的调查与搜集面临较大的技术挑战。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采取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不同于传统的静态电子数据，此类电子数据呈现动态化趋势，不仅难以追踪与固定，而且获取难度极大。诈骗人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能够轻易地游走在不同的网络空间中，在网络活动中留下的电子数据可能呈现无痕化、动态化，诈骗人还可能利用区块链等技术隐藏或篡改真实数据，且电子数据的数量相较传统电子数据呈几何倍数增长，大大增加了侦查人员的搜集调查难度。不仅远程勘探与技术侦查等手段复杂，跨境的电子数据取证还涉及国际条约、司法互助协定等法定程序，进一步增加了证据的搜集难度，耗时较长，不利于违法资金的追回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无统一标准。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产业众多，电子数据极难获取，侦查人员要在相关联犯罪中寻找出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电子数据证明其关联性，对于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子数据在电信网络诈骗相关联犯罪中均起到了积极的证明作用，在受害人不固定的情形下，相关支付结算等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推定涉案整体金额的重要证据，但是资金的动态流转导致了待证电子数据数量庞杂，而且技术审查手段尚未成为电子数据证明的硬性标准，这都使得电子数据证据处于不稳定状态，难以为法庭质证认证所用。

(三) 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缺位的主要因素

在电信网络诈骗检察公益诉讼中，受害人分布较为分散，无法完全找到受害人群体，也无法一一统计受害人的利益损失，从受害人角度判定公共利益的受损情况可能要低于诈骗人真正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从诈骗人的角度认定诈骗金额，判断公共利益的损失情况更具有现实性与准确性。在公益诉讼理念下，诈骗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不利于赔偿请求的提出。